由此可见，在毒品共同犯罪中，有时毒品交易环节模糊，但毒品的来源、归属清楚，同样可以认定犯罪事实，计算犯罪数量。特别是针对毒枭、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职业毒犯、黑恶势力毒品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毒品犯罪的组织、指使、雇用者等，更是如此。关键一点是要审查主犯与从犯的具体关系，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从关系，还是类似“老大”与马仔的主从关系。对于后者，在确认主犯承担责任的毒品范围时，其证明标准相对降低，只要能证明毒品的来源、归属，就能够认定主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其重要性不亚于查明毒品交易事实本身。

注释：

［1］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赣刑终240号。

［2］根据《武汉纪要》的规定，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毒数量。

［3］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赣刑终267号。

［4］同［3］。

［5］各被告人在运输毒品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运输毒品犯罪数量为各被告人购毒总量，至于被告人可能另外成立贩卖毒品罪，其贩卖毒品的犯罪数量则仍应按各人购买数量认定。

［6］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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