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在从事安全生产工作所获得年收入中已被税务机关征缴的税收也应该从年收入中剔除，否则可能重复计算当事人年收入；当事人获得的奖金如果是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直接相关，不论这些奖金是上级部门发放还是本单位发放都应该计入当事人年收入，如因获得安全生产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等荣誉而发放的奖金，都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直接相关，但假如这些奖金与其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职责并无直接关系，譬如论文味着当事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且当事人受到的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不能由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自由演绎和推定，这就要求相关执法机构既不能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闻不问或重过轻罚、放弃职守，也不能因为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就随意解释法律或者扩大、加重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我们既要保证严格执法，让违法者付出成本和代价，彰显法律的尊严，同时也要承认、尊重和保护违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年收入确切含义及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理解方式和计算标准，笔者认为这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作为执法机关不宜轻易否定当事人的意见和选择。

第三方提供的年收入证明是否更准确

与恒飞公司相比，税务机关、社保局、住建局、银行等第三方与当事人没有利益关系，且具有政府工作部门的性质，其提供的资料对于计算当事人的岗位年收入是否更为准确和客观呢？笔者认为未必。

税务机关的征税记录是对当事人所有合法收入进行征收的，其无需对当事人的收入进行“岗位收入”和“其他收入”进行分类征收，所以单从税务机关的征税记录中我们无法推算当事人的年收入，而且，依照税法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也免征个人所得税，但这部分收入的取得都与当事人履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工作岗位职责存在直接联系，这样说来，如果可以用征税记录来推算出当事人的年收入，很明显得到的结果会比当事人实际收入状况低得多，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要求存在巨大差距。

社保局的养老金缴纳记录和住建局的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都是根据个人工资基数进行计算的，根本就不反映当事人获得的奖金、福利等其他岗位收入，因而采取用养老金缴纳记录和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推算出当事人的年收入，很明显也会比当事人实际收入状况低得多，也不能反映当事人真实收入情况。

银行的个人账户记录也存在类似情况，一是当事人的部分收入（如工作餐、公积金、保险、体检费、实物福利等）并不通过个人账户，二是银行对单位转入个人账户的钱款性质并未区分，这就会使个人账户记录很难推算出当事人的实际年收入，勉强推算出来的当事人收入情况也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要求存在较大距离。

当事人所在单位作为法人机构，其依法具有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资格和能力，必须为自己所出具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假如其提供的当事人收入证明是虚假的，就违背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规定的法定责任，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我们在不能证明其出具的证明文件虚假的情况下，奢谈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而排除恒飞公司提供的李某收入证明材料是不适宜的，因为任何证据都没有绝对的证明效力，每一件具体的案件都有比较适宜的证据，这和证据提供者的身份高低贵贱没有关系，只和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有联系，就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而言，恒飞公司提供的证明材料是本案较为理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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