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我国，专利侵权赔偿一般采取“填平原则”，即权利人损失多少，法院责令被告补偿多少。由于权利人在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程度及损害结果方面存在举证困难，因而专利损害赔偿计算难；也有学者提出专利侵权案件中存在“重侵权认定、轻赔偿论证”的问题。综上，司法实践存在专利侵权判赔数额偏低的现象，这既不利于加大对专利权的保护，更不利于遏制专利侵权行为。

四、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计算的新趋向

在严峻的现实条件下，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知识产权法院为代表的各级法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作出多种突破性尝试，力争确定出符合专利权市场价值的损害赔偿金额，以加大专利权保护力度，确保专利权人利益的实现。在各级法院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赔数额最高，2016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一审专利侵权案件平均判赔额达138万元，较2015年环比增加206.67%。

从下文阐述的三个业界普遍关注的涉及侵权赔偿数额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各级法院在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的努力和尝试。

1. 律师费可作为诉讼合理开支计入赔偿数额

【案例1】握奇vs恒宝案［（2015）京知民初字第441号］

在原告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诉被告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 900万元，以及诉讼合理支出100万元。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以来作出的最高判决金额。

该案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来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即以被诉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乘以每件专利产品合理利润的方法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对于一部分无法通过调查取证等手段查清的实际销售数量，法院使用了关于举证妨碍的规定，认为被告持有实际销售数量证据却拒绝提供，需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推定原告提出的主张成立，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

除高昂的赔偿数额外，该案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在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支持了原告提出的100万元律师费的赔偿请求，这是我国法院首次在判决书中明确律师费的赔偿依据，支持律师事务所计时收费的方式。对于律师计时收费标准的支持，有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提高权利人维权积极性。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律师事务所采用的计时收费方式可以作为该案诉讼合理支出部分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数额是否合理，应根据案件代理的必要性、案件难易程度、律师的实际付出等因素进行认定。

具体到该案，法院关于原告律师费合理支出的认定上主要考虑了如下因素：该案系发明专利侵权案件，对代理人的专业性要求较高；案件涉及计算机和通信领域，技术性较强，侵权判断及组织高额赔偿证据难度较大；案件处理过程能够体现律师及其团队事实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赔偿请求上，办案律师提供了多份关联性、说服力较强的证据及详实的计算依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能够确认与案件审理有关联的工作安排和花费的时间数据是真实的。最终，法院认定原告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律师费数额合理，并对此予以全额支持。

2. 适用“司法层次分析法”确定法定赔偿额度

【案例2】西门子诉“SIEMIVES”商标侵权案［（2016）浙民终699号］

在审理原判确定的人民币13万元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的过程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浙江高院”）率先适用“司法层次分析法”来确定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数额，这虽然是在商标侵权案件中提出的审理思路，但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知识产权侵权本质上是对权利市场价值的损害，权利的市场价值又取决于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而侵权主体及侵权行为则是造成损害的直接致害因素。因此，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既要力求准确反映被侵害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又要充分顾及市场环境下侵权主体及侵权行为的各类对应因素。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合理设定相应的考量因素和层级区间，在全方位、多层次地评估分析权利信息（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考量因素）和侵权信息（包括侵权主体、侵权行为考量因素）的基础上，对权利信息和侵权信息的层级进行综合评判、相互修正，最终通过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确定法定赔偿额度，以增强法定赔偿数额认定的正当性、规范性和可预期性。

文章来源：《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网址: http://www.jsjgprjyyy.cn/qikandaodu/2021/0517/1206.html

上一篇：如何判断未对债务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的合同是
下一篇：保外就医期间又犯罪的应如何计算前罪未执行的